中国民主季刊

“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 子。但事实上，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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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 60 周年，当此之际，为促进对极权主义的反思，本刊特发表徐贲教授此文。文章聚焦于一位比利时学者的最新 研究——评析马蒂亚斯·德斯梅特《极权主义心理学》的核心理论，重点探讨“游离性焦虑”与“群众形成”在极权主义生成中的心理机制。文章指出，极权并非仅源于外在压迫或特定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植根于现代人心理结构的潜在倾向。在人工智能与技术官僚主义背景下，这种心理机制以 “专家理性”和“算法中立”的形式重新显现，使民主社会同样面临思想同质化与异议压制的风险。作者认为，防范当代极权主义不仅依赖制度约束，更取决于心理韧性、批判性思维与开放公共讨论空间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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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秦晖在其新书《拯救德先生》中所充分论证的，片面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反而为昂纳克寓言的应验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高人权国家已终止单维经济全球化，却未重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而是转向关税。秦晖认为关税并非万能，对其推进民主的前景颇为悲观。作者认为若关税能针对低人权实体因偏离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则这种关税的征收不仅将更加师出有名，而且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和完善，因而有利于人权的改善、民主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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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门举行立法会选举，中间派议员被取消资格；

2、叙利亚举行推翻阿萨德政权后首次议会选举；

3、孟加拉国前总理因镇压学生运动被判死刑；

4、欧洲最高法院裁定各国需承认他国同性婚姻；

5、深圳易力声工人罢工，当局被迫释放被捕工人；

6、智利极端保守派卡斯特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7、黎智英被判违反国安法，勾结煽动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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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担心，我走了以后，你去找玛丽，”一位中国流亡者生前曾这样嘱咐其妻子。他所说的玛丽，就是法国巴黎的中国问题专家 Marie Holzman，中文名“侯芷明”。侯芷明集学者、作家、记者、翻译家的身份于一身，长期担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中文教授。她以当代中国和中国异议人士为研究重心。从 1995 年开始，她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迄今已 30 余年。在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访谈中，侯芷明教授追述了自己在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感所思，她接触或目睹过的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参与过的、在国际上为促进中国人权状况所做的努力。感谢旅居巴黎的历史学博士张崑先生接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对侯芷明教授做这个访谈。它是本刊对国际上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系列访谈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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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机遇总会来的。但是如果中国的公民社会没有准备好，也可能错失政治机遇 ”， 国际共和研究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主任亚当 · 金（Adam J. King）说。金先生多年来与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许多国家的在地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促进公民社会、选举、媒体自由、公共财政管理、移民劳工和少数族裔权利、青年公民行动、女性政治参与等，他还曾在孟加拉、柬埔寨、蒙古、东帝汶等国家观察选举。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旅居伦敦的青年政治学者李聿脩对金先生越洋做了这个访谈。金先生的工作给了他一种难得的优势，来比较与思考许多亚洲国家 —— 当然包括中国 —— 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问题。他认为，尽管公民社会在中国非常受限、极端脆弱，但还是大有希望，国际社会应该准备好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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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革命本身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一种社会现象，需要整个社会制度做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民主资本主义制度 ”，重要的华人经济学家、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说。为什么迄今的历次产业革命都首先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产业革命的发生？中国是否会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再次落后？这次正在兴起的产业革命可能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与民主资本主义相比，极权主义体系在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时是否会处于劣势？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对许成钢教授做了这个深度访谈。许成钢教授著述丰富，最新著作是 2025 年出版的、包括中文英文两个版本的《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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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政治”在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未来民主化后也会面临这个问题。迈克尔·平托 - 杜辛斯基 (Michael Pinto-Duschinsky) 此文从全球范围对政治筹资问题的挑战与管理做了比较研究，原载于美国《民 主季刊》2002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4, Octob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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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民主转型一向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所关注，但关注往往停留在表面，对于转型发生的具体过程缺乏细致研究分析。约翰·希格雷（John Higley）、黄东益（Tong-yi Huang）和林泽民（Tse-min Lin）的这篇文章 聚焦于台湾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精英和解所发挥的作用。原文首发于 美国《民主季刊》1998 年第 2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9, Number 2, Apri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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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刊发表的“反思总统制”上下两篇 1 讨论了“林茨命题”以及议 会制和总统制的利弊优劣。本文继续反思总统制，并探讨总统制和体制崩 溃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权衡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利弊之后，作者的结论是 议会制总体上优于总统制。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宪法变革应保留 1982 年宪法文本规定的议会制度，而不是改换成人治风险极大的总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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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20 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历史科试题争议为切入点，探讨极权体制下历史观的操控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折射出官方试图通过单一化的仇日叙事来塑造集体历史记忆，限制多元历史解释。这种纪念式历史观通过强调伟人和重大事件，将复杂多维的历史简化为单一叙事，强化民族主义情绪并抹杀多元视角。它“只讲结果、不讲原因”，本质上是掌控历史话语、巩固统治权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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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结构、文化和个人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制约，来察考中国从古代到现代学术自由的状况。作者认为，尽管人们通常会强调制度的力量，也即结构的力量，但是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没有个人也就没有制度和文化。从个人因素上讲，从来就有一些学者坚持自己思想的自由、独立和批判性，并敢于承担后果；另外一些学者则在协助统治者压制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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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来西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2、台湾“大罢免运动”失败；3、加沙在以色列全面清剿行动中陷入饥荒；4、泰国总理佩通坦被宪法法院罢免职务；5、尼泊尔发生 Z 世代青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6、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被最高法院判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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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调查”在我国知识分子、活动人士关于转型正义的讨论中一直备受关注，但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与运用却非常缺乏了解。普里西拉·B·海纳（Priscilla B • Hayer）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比较了 13 个国家在1974-1994 年期间建立的 15 个真相委员会。它虽然写于 1990 年代，但仍有助于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空白或短缺。原文首发于 1994 年《人权季刊》第4 期（Human Rights Quarterly, Nov., 1994, Vol.16, No. 4 (Nov., 1994), pp.597-655）。（本文由言晓义 翻译，《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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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印度、尼泊尔、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与缅甸的案例，归纳出亚洲民主与联邦主义的四种关系模式：民主与联邦的契合与张力、民主化下的准联邦化、威权型联邦主义及失败的联邦主义。研究发现，亚洲经验既有制度创新，也有失败与逆转，挑战了西方学界关于二者天然互补的假设。文章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警惕多数主义和族群化联邦的双重陷阱，尤其是 “ 汉族主导型民主 ” 的风险；威权联邦主义虽脆弱，但可能成为过渡性路径。最后，作者强调发展嵌入联邦体制的审议民主，以缓和冲突、提升合法性，作为中国未来处理多样性与民族事务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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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两个很相似的国家，一样的资本、一样的人口、一样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两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产出就会完全不一样”，美国乔治 • 梅森大学钟伟锋博士说。中国在现行体制之下，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如何看 Deepseek 这类“借鉴加创新”模式的可持续问题？美国的科技围堵是否可能反而刺激中国实现科技创新？中国以举国体制押宝到几个特定科技产业，如果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有没有可能“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怎样评估科技创新经济的市场前景和潜力？在科技创新经济失败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间接或者直接催生出政治转型诉求？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青年政治学者李聿修先生采访了钟伟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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