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哪些因素塑造和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极权制度之下法律如何运作？“双重国家”（dual state）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的政法结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能够推动党国体制下的法治发展吗？中国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吗？“法治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能够成立吗？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孔杰荣（Jerome A Cohen）教授进行了专访。孔杰荣是纽约大学荣休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开创者。

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 99.5% 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城镇住房拥有率也达到了 96%。但是中国的房产所有权却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中共的初心，直到 1982 年宪法得以实现。城市土地一夜之间归国家所有，为中共政权的续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保证。

在实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暴力革命观认为，不进行暴力革命就不能推翻专制政权。改良主义者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不能摆脱专制——革命——新专制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看，就会陷入到民主道路中的一种怪圈之中：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另一方面，暴力革命的结果可能只带来新专制。如果上述怪圈能成立的话，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恶的无限”了。本文作者对上述怪圈提出质疑，认为它未必是历史现实中的悖论，也可能是我们思维世界所构造的矛盾，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存在某种中间地带。 有的读者可能会不同意文中的某些看法。《中国民主季刊》作为公共平台，致力于促进不同观点的相互了解、沟通，欢迎持不同看法的学人赐稿、争论。

英博登的研究旨在厘清中国政府是如何与联合国的不同人权机构打交道的。中国从1982 年首次参与联合国人权体系开始，直到 2017 年，是这个国际体系中的“制定者、推广者、接受者、限制者还是破坏者？”这些解读又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广泛地理解中国对其他国际机构的态度和行为？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随着“群众运动”的解体，“群众”转变为“市 民”。“市民”性质为“逐利的个体”，历史上也被称为“布尔乔亚”，以追求“排他性财产权”为其最根本的特征。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本文下篇通过辨析 作为最基本的“权利”的“财产权利”的双重内涵，即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最先 占有者的权利”内涵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排他性财产权”内涵，探讨以“市 民”为基本要素，经由“最先占有者的权利”的充实而得到“个人权利”的完整 内涵，进而走出一条基于“个人权利”的“中国的民主化”的道路的可能性。

35 年前，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中国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肩而过。重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才更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那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如何看待公民抵抗在香港所遭受的严重挫败？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手段？如何改进我们运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技能，从而提升成功的机会？ 《中国民主季刊》芮朝怀就这些问题，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先生做了以下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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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代著名民主问题研究专家戴雅门 (Larry Diamond) 教授 2023年 12 月 6 日所作的、第 20 届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年度世界民主讲座。他从权力、绩效和合法性三个方面探讨了如何重振世界民主的势头。在讨论全球民主所面临的挑战时，戴雅门教授也对香港、台湾和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给予了敏锐的关注。“世界的自由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戴雅门教授说。此文发表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美国《民主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 (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35, Number 2 April 2024, https://muse.jhu.edu/pub/1/article/922830)。感谢《民主季刊》提前分享英文原文，使我们得以快速翻译此文、发表其中文版。

以色列遭恐袭与加沙人道危机；伊朗人权活动家获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奖；上海万圣节中的行为艺术；阿根廷、荷兰大选，右翼领导人胜出； 香港警方悬赏海外活动人士；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竞选资格；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强制同化藏族儿童；以色列最高法推翻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公民非暴力抵抗超越了武装斗争成为革命运动最常使用的动员形式。然而，从世界范围看，近10多年来，公民抵抗的收效有所下降。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中得到哪些教益？这正是艾瑞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此文分析讨论的重点。该文首发于美国《民主季刊》2020年第3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31, Number 3, July 2020,pp. 69-84, https://muse.jhu.edu/article/760088)。

中国经济曾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持续增长了数十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逐年下降。今天，经济学者和观察家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中国经济不但雄风不再，而且“徘徊在一场危机的边缘”（保罗·克鲁格曼）。企业家普遍对未来没有信心，整个社会开始陷入一种焦虑、失望状态。 目前这种令人担忧的困境，从政策、政治、结构上看，主要原因是什么？需要做出什么改变，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活力？ 经济的下滑可能有着怎样的政治含义，是否会导致政权危机和民主转型的契机？《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以下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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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3期笔谈）中，荣剑说：“新左理论庞杂宏大，在‘三观’ 上与欧美左翼有许多交集，汪晖在欧洲多次获大奖，是欧洲左翼对其理论认可的证明。但欧洲左翼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 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国家主义的支持，其反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表述已经转化为反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立场，中国新左派已经完全背离了欧洲左翼一贯坚持的价值观， 堕落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我认为，荣剑没有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大陆中国实行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党国主义。中国新左派已经全面转向对“党国主义”的支持，堕落为“党国主义”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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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先生所著《自由中国谱系》是本世纪华人思想界的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一位融贯东西方学问、文言现代汉语都斐然成章的政治哲学家的必传之作。在书中，作者为我们刻画分析了数位实现了“三立”（立功、立言、立德）或“四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自由主义大师。我深信，坐言起行的陈奎德博士的著作也有此功效。如果这部著作不是由他来写，如果这部自由主义的谱系能够采纳尼采“为生命书写历史”而不是“死亡的历史”，我想本书作者、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胡平、改革开放第一政治学家严家祺等我们熟知的当代思想家都会被大书特书，把自由中国的谱系延展和光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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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美国《民主季刊》2006年第二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7, Number 2, April 2006, pp. 78-88)。它概述了当今世界选举制度的类 型与分布，讨论了选举制度变化的趋势及新生民主国家设计选举制度的一 些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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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韩国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之前的研究更关注于基督教作为文化和信仰支撑所发挥的间接作用。本文侧重于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参与抗争的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并认为韩国基督教会是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为论证此观点，本文从韩国教会为何抗争和如何抗争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历史反省、现实状况和民众神学阐述了教会抗争的合法性，并从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个方面 论述了教会在抗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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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行为并不仅仅是洗脑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社会边缘人群自己的选择。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社会边缘人最容易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边缘人实现社会流动的手段。尤其在当代中国，作为操纵民众手段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政权敢于在一定程度上向民众开放的唯一的公共空间，所以生活于社会底层、苦于被剥夺了社会流动机会的边缘人，就更加希望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但社会边缘人却无法意识到其中的二律背反的逻辑关系：他们为了摆脱边缘人的社会地位而配合当局的民族主义的行为，只会促使当局为了生产更多的社会边缘人而制造更多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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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走出帝制，国号由帝到民，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民主政治随之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目标。然而，西方民主一进入中国，就随着当时思想界风气化潮流而成为一种风气，在本地化中脱离了本来面目，在这条歧途上，从孙中山的“人民来做皇帝”开始，到中共以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领导人民”、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为人民服务”而化身人民，民主在中国化过程中被步步扭曲，直至走向严苛的专制。本文试图反思这一扭曲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为未来的矫正做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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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已经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经济下滑、民间矛盾加剧，他进一步加强了其一党专政机器对社会的统治力度。在这篇访谈中，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基因（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缺失皇室的秦汉式帝制政体），结构性地决定了其命运。这一体制性宿命使得当权者首要考虑的一直是其权力的绝对安全，“不得不”力求控制一切以维稳；而严控扰民必然制造无尽的新问题与各种反弹，从而迫使当权者进一步加码管控；如此反复内卷，趋向反噬权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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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理论经历了哪些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启示？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政治图景乃至世界格局？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兴起和衰落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前景如何？中国的民主化具备哪些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陈健民教授进行了访谈。陈健民是香港著名学者和活动家， “占中三子”之一，现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